2015年5月7日，李克强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3W咖啡。他坐下来与年轻人边喝咖啡边聊创业。蜂拥围拢过来的创业者争抢着向总理介绍各自的项目。听到大家各种奇思妙想的创意，总理感叹道：“这里精彩纷呈，什么想法都有！真正知道社会需求的是大众，这正是大众创业的精髓所在。”
但凡社会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，通常都会有一件“自下而上”的重要事情，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与否，就像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、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。那么，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转型，又有哪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呢？我以为，它就是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。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“自上而下”就不重要。但很多时候，“自下而上”往往能提供或创造更鲜活的动力。以“双创”为例，它显然能够担当起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乃至重塑主流价值的重任。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。
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形成
2010年起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。个中原因，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，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：产能过剩，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；房地产库存积压，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，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——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；同时，外需持续不振，出口的增速大不如前，从而拖累经济增长。
由此，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。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，但不能长久，亦会造成新的问题，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。那么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？答案是来自供给侧。中国目前还存在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、政策性障碍，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。这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，或者说大致的逻辑。
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，主要涉及劳动、资本和技术。劳动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。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，也部分替代物质资本，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。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是健康、教育和培训等。资本投入的问题在于优化配置，包括土地、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。其中，既有改革的问题，也有技术的问题。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，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。由此，企业家才能把劳动、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；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、革命性要素重组即创新。资本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）、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“新组合”、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、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。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是，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。由此可见，供给侧动力也包括“三驾马车”，即技术进步、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。
目前，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不足。例如，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、质量不高，企业家精神尚未普遍建立。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。有什么解决办法？唯有创新。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，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，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。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，这也是提出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的基本原因。
在这里，创业者、企业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。科学发现、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，都是创业者、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。所以，通过持续、有力地推动“双创”，形成创业创新文化，就能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条件，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。 新兴产业孕育是创业者试错试出来的
今天说的创业，很大程度上带有创新意义。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、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，以及在北京中关村、深圳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，都是内在创新，主要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。
创业的本质是试错，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。二者皆对，才算创业初步成功。而且，结果为对的创业总会有可能孕育新技术，进而产生新产品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。这些创业创新活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，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
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，即为创业者、企业家的需求试错。在现有供需格局中，需求试错显得更加重要。这是因为，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（很多是无效供给），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。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，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通常不是规划出来的，而是创业者、企业家试错出来的。
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，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。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。事实上，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，无助于问题的讨论。我们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、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。例如，把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，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。但要知道，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，提供普遍服务，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，而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。就此而言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。
所谓产业政策，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，既有政策目标，也有政策手段。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，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更为如此。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，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。
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。产业发展的方向、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，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？也不太可能。因为政策都有时滞，不等政策发挥作用，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。这样的例子不少。
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。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，都是有“含金量”的，这就必然驱使企业从中获取资源和利益。所有创新的努力可能都不及这个来得快。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，扭曲了激励的方向。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。
考虑到这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，我认为，对于“双创”而言，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。过往的经验是，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、大企业，而极少惠及“双创”。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、生态系统，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，并将自己从产业发展的具体琐事中抽离出来，在竞争性产业中更应如此。
生态系统改善需要政府改革的深刻介入
对于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，有人担心成功率的问题。民间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原生态，原始创新是市场经济的源动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创业创新活动原本就是“群众运动”。在创新驱动、转型发展的时期，这句口号是社会动员的口号，是对“大众”说的，而并不是对成功的“小众”说的。
坦率地讲，要增加成功者只存在两种可能：一是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创业试错。在成功率为一定的情况下，会有更多的成功者。二是改善环境，创造条件和机会，亦即优化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。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，要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创业并使“双创”生态系统不断改善和优化，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。
另一个比较典型的看法是，政府鼓励创业时，往往是经济不太好的时候。这时，政府鼓励创业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。不可否认，这种情况以前有过。然而，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实践表明，鼓励创业并不是权宜之计。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，实际上是一个改革。我的理解是，要通过由“双创”触动或倒逼的改革，彻底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，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动力建立在“双创”基础上。因此可以说，“双创”是根本大计，而不是权宜之计。
“双创”提出或引发的改革任务是全方位的，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，突出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。具体包括政府监管架构和内容改革，如对国有企业（资本）的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、对金融业监管体系和内容的改革。国有企业、国有资本和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，本质上都属于政府改革，具有为“双创”创造机会的重要作用。财税制度改革，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时与行政体制、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。税制改革关系到微观经济和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，预算改革事关政府的“钱袋子”，进而与政府职能转变息息相关。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说是解决“脱实向虚”问题，让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、为创业创新服务。以自贸区建设为标志的开放倒逼改革，将通过进一步降低门槛、减少审批、优化监管，为“双创”创造更加宽松、更为便利的环境，并进一步有效提供各种与“双创”相关的公共服务。
创业创新成功助力塑造当下主流价值观
“双创”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意义上。与之相呼应，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正处于一个重塑期。
一般认为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形成，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其中一个重要的、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，就是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。迄今为止，人类社会大致有过三种财富生产方式：自然经济、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。自然经济、计划经济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，市场经济是当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财富生产方式。虽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因体制、制度和文化的差异，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，但基本运作机制是一致的或趋向于一致的。
市场经济通过哪个中间环节，作用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？我们知道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一个机制性特征就是分散决策，每个决策主体对自己决策的后果负责。这就意味着，市场经济需要全体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国民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创业、就业和消费的多样性。这里，创业和就业、就业和消费（收入）存在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。就长期而言，创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着就业的规模和水平，就业的规模和水平又决定着消费的规模和水平。
今天的创业又大多内蕴各种意义和形式上的创新，特别是原创技术的孕育，创新因此成为市场经济的源动力。由此，市场经济通过“双创”这个重要的中间环节，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。从这个高度来认识“双创”，既是客观的，也是准确的。
那么，“双创”是如何具体影响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呢？李克强总理指出，我们推动“双创”，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，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。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，促进社会公平，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，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。民富国强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。唯有将富强作为国家层面价值观上的“首善”，才有可能贯通国家、社会和公民个人层面的共同价值观，也才有可能让主流价值观体现在国家、社会和公民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下，更多的人富起来并实现人生价值，是通过“双创”或通过“双创”创造的就业机会得以实现的。同时，“双创”通过提高收入和职业的流动性，将公平与富强融为一体，从而进一步做实做强主流价值观。
对于愿意投身“双创”的人来说，创业创新的成功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。政府和社会有必要为个体实现梦想创造更加自由、公平的环境，但个体则不能一味要求政府和社会提供超出“普惠”以上的条件和机会。任何时候，个人和团队的自我奋斗是实现梦想的核心要素。具体到创业创新，就是不需要依凭关系、出身等前置性条件，而只有依靠自己和团队的努力奋斗，借助于“双创”生态系统的帮助，才可以实现人生目标乃至梦想。在这里，自由的个人奋斗既是主流价值观的具体体现，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途径。
在体制转型时期，新旧体制相互交织、此消彼长，这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一方面，长期被压制的个人欲望井喷式爆发；另一方面，新的规则、秩序尚未建立起来。二者的共同作用，导致了大量失范行为、投机行为甚至犯罪行为。但也正是在这个深刻的转型时期，作为市场经济原生状态的创业、源生动力的创新从萌发到迸发，进而对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。富强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物质基础，公平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基本诉求，自由作为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追求，都与“双创”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总之，唯有“双创”，中国才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；唯有“双创”，才能推动以政府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；唯有“双创”，才能助力中国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成为高收入国家，进而向发达国家、现代国家前行。